摘 要：灵性领导作为在价值观、态度、行为方面的终极存在，关系到企业家奋斗的原动力，已逐渐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牵引力量。首次以超越物理存在层面的灵性领导作为切入点，根据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207家高新技术企业调查，实证得出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战略柔性、创业绩效及环境动态性四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对创业绩效有正向作用，战略柔性部分中介于灵性领导与创业绩效；环境动态性加强了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和战略柔性之间的关系，但在战略柔性和创业绩效之间的不起调节作用。这不仅补充了灵性领导研究的理论视角，也扩充了灵性领导转化成企业成果的“黑箱”作用机理。
关键词：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战略柔性；创业绩效；环境动态性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关键词：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战略柔性；创业绩效；环境动态性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等与现代制造业的结合，迎合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客”风潮[1]，也引领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常态”。如何在高度动态的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是众多新创企业(New Ventures)所密切关注的问题[1]。Covin和Slevin发现新创企业高管的行为会有助于企业绩效的实现[2]。组织行为理论指出，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高管具备相应的言行[3]。灵性领导或精神领袖（Spiritual leadership） “在价值观、态度、行为的终极存在”[4]，涉及创业者奋斗的原动力，已逐渐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牵引力量。灵性领导或精神领袖作为社会寻求缓解动荡的社会和市场变化的灵性解决方案[5]，作为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灵性观觉醒[6]，以其超越物理侧面的特殊存在当今社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Fry和Hannah[7]、Fry 和 Latham[8]及Salehzadeh和Khazaei[9]等研究已证实灵性领导对于优化企业绩效至关重要。
战略柔性（Strategic Flexibility）作为一种特殊的动态竞争能力[10]是新创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11]，并早已作为重要因素运用到企业绩效机制中。但迄今为止，鲜有文献将战略柔性作为灵性领导到创业绩效的中间转换路径器进行研究。
此外，对于需依托环境才能生存发展的企业来说，环境因素是重要的权变变量[12]，而极具动态性的环境因素在组织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中大多充当调节变量进行探讨[13]。由于中国经济正趋于新常态，更应重视环境的动态性特征，将战略决策与环境的协同变化作为新创企业战略管理的重点。
鉴于此，本文意图从以超越物理存在的灵性领导视角出发，首次研究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战略柔性和创业绩效三者的关系，并且将环境动态性作为中介效应的调节变量。本研究旨在得到如下理论解释和现实意义：首先以高阶理论和动态能力观为探究视角，研究战略柔性在灵性领导转化为创业绩效路径中的中介作用，从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中创业者言行对创业绩效的“黑箱”作用的机理研究；其次，对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系统的探讨，不仅完善了灵性领导的理论体系，而且论证了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在中国具体实践中的有效性，对于今后有关灵性领导领域的深入探究给予了重要的启示；再者，本文研究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与战略柔性之间的关系是对后者的前因变量进行的有益补充，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其理论框架；最后在我国经济改革的宏观环境及创业氛围浓厚的大背景下，结合环境动态性因素探讨灵性领导对战略柔性和创业绩效的关系，顺应了目前新创企业管理的需求，对于具体管理决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与建议。
1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与创业绩效
对灵性的追求已经采取了许多形式。早期研究已将灵性作为有意义生活的最终存在[14]一种现存的重要力量[15]或终极真理[16]。其他的研究已经确定了灵性是一种自我或者他人甚至宇宙的联结[17]或者人际关系的更高的存在[18]。一个人的灵性是至关重要的原则或必需的力量，传统上认为是无形的，肯定自己和人类生命的力量[19]。它指的是一种追求的价值观和信仰，超越物理的存在[20]。早在上个世纪，在灵性旅途探索的人们就已经思考这种力量对他们的工作意味着什么[21]。有人称这一大趋势或在美国工作场所的精神觉醒” [22] 。Mitroff和Denton认为组织中问题最大的根源便是灵气的缺乏、精神的贫困，开创性将灵气运用在工作场所[22]。Duchon & Plowman 等认为职场灵性是有自我生活的员工为了实现更好的社会，所必须从事的有意义工作的认知[23]。Fry是第一个从领导的角度，提出灵性领导的概念。将灵性的概念（个人心理特征）和领导（领导班子的外在行为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进行创造性的结合，并给出了“灵性领导'的因果模型[24]。自此，在企业角度，探讨灵性领导的问题越发深入，而Dent, Higgins, and Wharff's通过定性分析87篇文章，发现灵性价值和做法，以及领导效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对此现象给出了最合理的解释[25]。关于灵性领导的定义普遍接受的是Fry的观点：精神领袖是对内在激励自己和他人有必要的，通过呼吁和成员感，以获得一种灵性上的存在和幸福感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即，他们体验他们有意义的生活，有一个区别，并感觉理解和欣赏。精神领导理论是组织转型的因果领导理论旨在创建一个内在动机,学习型组织。
创业绩效越来越成为判断企业创始者功绩的重要尺度。Steers很早指出单一维度无法全面衡量企业绩效[26]，目前学术界大多采用多维度指标，并且主要分为主观评价和客观测量两种方式。主观评价创业绩效指标如：顾客满意程度、员工离职情况、市场份额比重等。客观测量创业绩效指标如：资产报酬率、销售利润率、现金流动比率等[27]。然而两种测量指标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主观评价方法无法对具体财务数据进行横向比较，但也无明确证据表明客观测量比主观评价方法更科学。目前很多学者采用综合财务指标来测量创业绩效的成长和盈利性[28-29]。本研究主要通过高科技企业相对客观的财务指标来衡量判断企业绩效。
为了寻找更多机会，保持高绩效产出，公司必须充分发挥企业家的效用。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可知，领导者的特性本质上是资源有效的集聚和智能利用的转换[30]。具备灵性的领导者不仅能使本身效率提高，而且更有可能是持续的绩效和竞争优势的来源[21]。灵性领导能产生的员工的信任，内在动机和承诺，而这些最终能优化人类福祉，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31-32]。国外关于灵性领导和企业绩效的探讨较多，Fry在2003年将美国空军作为调查样本，发现数据和理论模型之间的拟合优度达到了统计学上可以接受的标准，证明出灵性领导对组织承诺和企业绩效显著的影响[33]。Fry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出灵性领导和组织承诺，企业绩效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8]。Salehzadeh通过对伊朗八个省份60家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的调查，基于平衡计分卡（BSC）研究灵性领导对组织绩效的影响[9]。
因为新创企业处在各类资源匮乏、管理不完备、规模仍有较大上升空间的新生期，所以作为一种信仰导向的灵性领导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能驱动创业者抓住市场机遇，更新产品，获得竞争优势，取得更为可观的经济收益，并且最终会促成企业长远发展。所以我们作出以下假设:
H1: 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有助于提升创业绩效
1.2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与战略柔性
Ireland等认为在高度不确定和变化的的环境中，人们想保持竞争优势的迫切需求催生了对战略柔性的研究[34]。运用战略柔性策略进行管理的企业，可以很好解决“秩序无理化”[35]和“控制混乱化”[36]等管理中常见的问题。也就是说，战略柔性既是对突然变化的环境及时反应的能力,也是根据环境变化不断修正自身战略决策的能力[37]。面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不稳定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加剧，柔性管理逐渐受到众多学者的追捧，其强大的现实意义也必然会引起企业家的关注。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战略柔性的概念并未给出一致的判定。本研究结合Shimizu和Hitt及 Sanchez的研究，将战略柔性界定为：企业与外部环境协同变化，及时调整战略决策，柔性重组资源，克服路径依赖以达到企业目标的动态能力[38]。
近年来，企业家工作的重心已从管理员工向创造战略价值转变，并日益成为企业战略资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9]。高阶理论认为由于高层管理者的价值观、愿景、认知等特质不同，使得他们各自在处理信息时十分迥异，由此对反馈信息形成了不同感知并最终导致战略决策的差异[40]。高层管理者作为战略管理的主导，实行柔性策略，能帮助企业尽快获得竞争优势，实现长远发展[33]。拥有更高水平的灵性的管理者面对组织变革时具备更大的灵活性[41]。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变化，运用全新理念[42]，并且会受到更小的阻力[43]。由于环境因素转移，由灵性领导管理的企业能够更好地保持卓越绩效和盈利水平[44]，并更容易俘获员工的忠心[45]。这些员工也更响应组织号召，感觉他们是服务于一个目的，而不是简单地做工作[46]。目前鲜有研究直接论述灵性领导与战略柔性之间的关系，鉴于此，我们将验证灵性领导与战略柔性之间的关系，以此来丰富对战略柔性的前因变量的探索。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经济转型日益明显的中国，灵性领导可以影响企业的战略柔性。进行如下假设：
H2：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有助于提升战略柔性
1.3战略柔性的中介作用
(1)战略柔性与创业绩效
结构惰性理论则认为，由于组织具有可靠性（Reliability）、责任制（Accountability）、合法性(Legitimacy）、可重复（Reproducible）等特性，使得组织结构呈现一种稳定的状态。面对快速变化的环境，组织会展示出顺应惯性，保持原有的结构不变以此来保护切身利益，甚至对于改变的要求产生极大的抵触和排斥情绪[47]。由于组织惰性的存在，即使环境处于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管理者可能会不自觉地被困在麻木不仁，自我满足，以及不采取行动的恶性循环中，而战略柔性正是解决这种问题的秘钥。战略柔性通过对战略决策的调整，资源的柔性重组[48]，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率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管理者运用战略柔性能将环境动态性的劣势转换为优势[38]，从而避免被困在刚性的恶性循环中，并能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动态环境进行有效应对，最终提高创业绩效。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强烈推动，市场情况变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稳定性，新创企业想要在市场中获得一席之地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战略柔性日益受到关注，尤其是新创企业的创业者。诸多国内外学者已经论证了战略柔性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如Nadkarni和Herrmann及杨智等[48-49]。类似地，我们可以做出进行如下假设：
H3：战略柔性有助于提升创业绩效
(2)战略柔性的中介作用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假设灵性领导对战略柔性与创业绩效均产生正向影响，并给出了灵性领导、战略柔性以及创业绩效三者之间关系的猜想。对于这方面的论述，目前学术界还存在较大的空白区。在变换的环境中，静态的资源无法依靠自身直接转换成竞争优势，从而影响企业的发展。企业需要通过提高动态整合资源的能力来进一步获得竞争优势。战略柔性作为一种特殊的动态能力，作为连接资源和竞争优势“媒介”的方式嵌入在企业中，通过柔性重组资源，来减少成本支出，获得竞争优势。所以通过简单的逻辑推导可知，，战略柔性在作为企业的灵魂——灵性领导与创业绩效的关系中将发挥重要的媒介作用。因此，在动态能力理论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战略柔性作为能通过整合灵性领导这种人力资源，帮助企业在变换的环境中居于有利位置，即灵性领导这种人力资源通过战略柔性的整合最终促使创业绩效的提升。所以我们给出如下假设：
H4：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通过正向影响战略柔性间接正向影响创业绩效
1.4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组织必须依赖于外在环境才能得以生存下去[50]，所以管理者在进行战略规划和组织决策时都会考虑到外部环境因素。所以一个相似的延伸猜想便是，灵性领导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时，也会受到他们所处的市场经济环境的影响。目前，我国处于经济新常态的关键时期，市场极具动态性。因此，我们在研究灵性领导、战略柔性及创业绩效时候,应充分考虑环境动态性。目前学术界大都认可环境的不确定性分为复杂性和动态性的观点。其中复杂性包括外来环境下竞争者的数目和异质性[51]，动态性为周围环境变化的速率[9]。本研究主要考虑环境的动态性，而不过多探究竞争者等因素的影响。
(1)环境动态性在灵性领导与战略柔性两者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环境动态性和企业所处的环境快速变化的频率有关。面对持续变化的环境，创业者不得不调整战略决策以有效应对环境变化，这样反复的决策变更会降低创业者的组织能力，影响企业高效运营。就目前环境状况来说，中国除了面对自身经济变革的不稳定性，还要应对来自全球化的挑战。而对于新创企业来说，环境情况更为复杂多变，也更为不稳定性，一切变化都可能是全新的挑战。根据权变理论，管理者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对管理者的各项能力及其心态提出了较高的要求[52]。
而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是具有价值观、态度、行为的超然认知的管理者，这种灵性领导有利于从愿景和信仰方面，让创业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明确自身的职责，了解每一项决策背后的影响，面对变化的环境更冷静的做出明智决策，以降低潜在风险[53]，同时与环境进行协同改变，重新调整战略决策，并采取相应的柔性管理以适应新环境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假设：
H5：环境动态性调节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对战略柔性的作用在于：高水平的环境动态性会强化二者关系，而低水平的环境动态性会弱化二者关系。
(2)环境动态性在战略柔性与创业绩效两者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当环境发生急速变化，管理者应立即通过战略柔性决策，与变动的环境协调变化以取得竞争优势和企业绩效。在高水平的动态性环境中，管理者通过战略柔性及时对环境进行协同变化，采取相应战略对策，通过资源重组获得竞争优势和创业绩效。而当企业处于较低水平的环境动态性中，管理者可以不改变战略决策以保持创业绩效。Schreyögg和Kliesch、Wilden ,et al和杨智等国内外研究证实了环境动态性在战略柔性和创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 [54-56]。因此，我们能进行如下假设：
H6：环境动态性调节战略柔性对创业绩效的作用为：高水平的环境动态性会强化二者关系，而低水平的环境动态性会弱化二者关系。
于以上文献回顾和假设猜想，本文提出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战略柔性，环境动态性与创业绩效之间作用模型(详见图1)。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等与现代制造业的结合，迎合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客”风潮[1]，也引领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常态”。如何在高度动态的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是众多新创企业(New Ventures)所密切关注的问题[1]。Covin和Slevin发现新创企业高管的行为会有助于企业绩效的实现[2]。组织行为理论指出，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高管具备相应的言行[3]。灵性领导或精神领袖（Spiritual leadership） “在价值观、态度、行为的终极存在”[4]，涉及创业者奋斗的原动力，已逐渐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牵引力量。灵性领导或精神领袖作为社会寻求缓解动荡的社会和市场变化的灵性解决方案[5]，作为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灵性观觉醒[6]，以其超越物理侧面的特殊存在当今社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Fry和Hannah[7]、Fry 和 Latham[8]及Salehzadeh和Khazaei[9]等研究已证实灵性领导对于优化企业绩效至关重要。
战略柔性（Strategic Flexibility）作为一种特殊的动态竞争能力[10]是新创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11]，并早已作为重要因素运用到企业绩效机制中。但迄今为止，鲜有文献将战略柔性作为灵性领导到创业绩效的中间转换路径器进行研究。
此外，对于需依托环境才能生存发展的企业来说，环境因素是重要的权变变量[12]，而极具动态性的环境因素在组织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中大多充当调节变量进行探讨[13]。由于中国经济正趋于新常态，更应重视环境的动态性特征，将战略决策与环境的协同变化作为新创企业战略管理的重点。
鉴于此，本文意图从以超越物理存在的灵性领导视角出发，首次研究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战略柔性和创业绩效三者的关系，并且将环境动态性作为中介效应的调节变量。本研究旨在得到如下理论解释和现实意义：首先以高阶理论和动态能力观为探究视角，研究战略柔性在灵性领导转化为创业绩效路径中的中介作用，从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中创业者言行对创业绩效的“黑箱”作用的机理研究；其次，对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系统的探讨，不仅完善了灵性领导的理论体系，而且论证了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在中国具体实践中的有效性，对于今后有关灵性领导领域的深入探究给予了重要的启示；再者，本文研究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与战略柔性之间的关系是对后者的前因变量进行的有益补充，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其理论框架；最后在我国经济改革的宏观环境及创业氛围浓厚的大背景下，结合环境动态性因素探讨灵性领导对战略柔性和创业绩效的关系，顺应了目前新创企业管理的需求，对于具体管理决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与建议。
1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与创业绩效
对灵性的追求已经采取了许多形式。早期研究已将灵性作为有意义生活的最终存在[14]一种现存的重要力量[15]或终极真理[16]。其他的研究已经确定了灵性是一种自我或者他人甚至宇宙的联结[17]或者人际关系的更高的存在[18]。一个人的灵性是至关重要的原则或必需的力量，传统上认为是无形的，肯定自己和人类生命的力量[19]。它指的是一种追求的价值观和信仰，超越物理的存在[20]。早在上个世纪，在灵性旅途探索的人们就已经思考这种力量对他们的工作意味着什么[21]。有人称这一大趋势或在美国工作场所的精神觉醒” [22] 。Mitroff和Denton认为组织中问题最大的根源便是灵气的缺乏、精神的贫困，开创性将灵气运用在工作场所[22]。Duchon & Plowman 等认为职场灵性是有自我生活的员工为了实现更好的社会，所必须从事的有意义工作的认知[23]。Fry是第一个从领导的角度，提出灵性领导的概念。将灵性的概念（个人心理特征）和领导（领导班子的外在行为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进行创造性的结合，并给出了“灵性领导'的因果模型[24]。自此，在企业角度，探讨灵性领导的问题越发深入，而Dent, Higgins, and Wharff's通过定性分析87篇文章，发现灵性价值和做法，以及领导效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对此现象给出了最合理的解释[25]。关于灵性领导的定义普遍接受的是Fry的观点：精神领袖是对内在激励自己和他人有必要的，通过呼吁和成员感，以获得一种灵性上的存在和幸福感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即，他们体验他们有意义的生活，有一个区别，并感觉理解和欣赏。精神领导理论是组织转型的因果领导理论旨在创建一个内在动机,学习型组织。
创业绩效越来越成为判断企业创始者功绩的重要尺度。Steers很早指出单一维度无法全面衡量企业绩效[26]，目前学术界大多采用多维度指标，并且主要分为主观评价和客观测量两种方式。主观评价创业绩效指标如：顾客满意程度、员工离职情况、市场份额比重等。客观测量创业绩效指标如：资产报酬率、销售利润率、现金流动比率等[27]。然而两种测量指标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主观评价方法无法对具体财务数据进行横向比较，但也无明确证据表明客观测量比主观评价方法更科学。目前很多学者采用综合财务指标来测量创业绩效的成长和盈利性[28-29]。本研究主要通过高科技企业相对客观的财务指标来衡量判断企业绩效。
为了寻找更多机会，保持高绩效产出，公司必须充分发挥企业家的效用。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可知，领导者的特性本质上是资源有效的集聚和智能利用的转换[30]。具备灵性的领导者不仅能使本身效率提高，而且更有可能是持续的绩效和竞争优势的来源[21]。灵性领导能产生的员工的信任，内在动机和承诺，而这些最终能优化人类福祉，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31-32]。国外关于灵性领导和企业绩效的探讨较多，Fry在2003年将美国空军作为调查样本，发现数据和理论模型之间的拟合优度达到了统计学上可以接受的标准，证明出灵性领导对组织承诺和企业绩效显著的影响[33]。Fry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出灵性领导和组织承诺，企业绩效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8]。Salehzadeh通过对伊朗八个省份60家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的调查，基于平衡计分卡（BSC）研究灵性领导对组织绩效的影响[9]。
因为新创企业处在各类资源匮乏、管理不完备、规模仍有较大上升空间的新生期，所以作为一种信仰导向的灵性领导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能驱动创业者抓住市场机遇，更新产品，获得竞争优势，取得更为可观的经济收益，并且最终会促成企业长远发展。所以我们作出以下假设:
H1: 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有助于提升创业绩效
1.2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与战略柔性
Ireland等认为在高度不确定和变化的的环境中，人们想保持竞争优势的迫切需求催生了对战略柔性的研究[34]。运用战略柔性策略进行管理的企业，可以很好解决“秩序无理化”[35]和“控制混乱化”[36]等管理中常见的问题。也就是说，战略柔性既是对突然变化的环境及时反应的能力,也是根据环境变化不断修正自身战略决策的能力[37]。面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不稳定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加剧，柔性管理逐渐受到众多学者的追捧，其强大的现实意义也必然会引起企业家的关注。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战略柔性的概念并未给出一致的判定。本研究结合Shimizu和Hitt及 Sanchez的研究，将战略柔性界定为：企业与外部环境协同变化，及时调整战略决策，柔性重组资源，克服路径依赖以达到企业目标的动态能力[38]。
近年来，企业家工作的重心已从管理员工向创造战略价值转变，并日益成为企业战略资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9]。高阶理论认为由于高层管理者的价值观、愿景、认知等特质不同，使得他们各自在处理信息时十分迥异，由此对反馈信息形成了不同感知并最终导致战略决策的差异[40]。高层管理者作为战略管理的主导，实行柔性策略，能帮助企业尽快获得竞争优势，实现长远发展[33]。拥有更高水平的灵性的管理者面对组织变革时具备更大的灵活性[41]。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变化，运用全新理念[42]，并且会受到更小的阻力[43]。由于环境因素转移，由灵性领导管理的企业能够更好地保持卓越绩效和盈利水平[44]，并更容易俘获员工的忠心[45]。这些员工也更响应组织号召，感觉他们是服务于一个目的，而不是简单地做工作[46]。目前鲜有研究直接论述灵性领导与战略柔性之间的关系，鉴于此，我们将验证灵性领导与战略柔性之间的关系，以此来丰富对战略柔性的前因变量的探索。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经济转型日益明显的中国，灵性领导可以影响企业的战略柔性。进行如下假设：
H2：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有助于提升战略柔性
1.3战略柔性的中介作用
(1)战略柔性与创业绩效
结构惰性理论则认为，由于组织具有可靠性（Reliability）、责任制（Accountability）、合法性(Legitimacy）、可重复（Reproducible）等特性，使得组织结构呈现一种稳定的状态。面对快速变化的环境，组织会展示出顺应惯性，保持原有的结构不变以此来保护切身利益，甚至对于改变的要求产生极大的抵触和排斥情绪[47]。由于组织惰性的存在，即使环境处于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管理者可能会不自觉地被困在麻木不仁，自我满足，以及不采取行动的恶性循环中，而战略柔性正是解决这种问题的秘钥。战略柔性通过对战略决策的调整，资源的柔性重组[48]，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率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管理者运用战略柔性能将环境动态性的劣势转换为优势[38]，从而避免被困在刚性的恶性循环中，并能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动态环境进行有效应对，最终提高创业绩效。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强烈推动，市场情况变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稳定性，新创企业想要在市场中获得一席之地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战略柔性日益受到关注，尤其是新创企业的创业者。诸多国内外学者已经论证了战略柔性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如Nadkarni和Herrmann及杨智等[48-49]。类似地，我们可以做出进行如下假设：
H3：战略柔性有助于提升创业绩效
(2)战略柔性的中介作用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假设灵性领导对战略柔性与创业绩效均产生正向影响，并给出了灵性领导、战略柔性以及创业绩效三者之间关系的猜想。对于这方面的论述，目前学术界还存在较大的空白区。在变换的环境中，静态的资源无法依靠自身直接转换成竞争优势，从而影响企业的发展。企业需要通过提高动态整合资源的能力来进一步获得竞争优势。战略柔性作为一种特殊的动态能力，作为连接资源和竞争优势“媒介”的方式嵌入在企业中，通过柔性重组资源，来减少成本支出，获得竞争优势。所以通过简单的逻辑推导可知，，战略柔性在作为企业的灵魂——灵性领导与创业绩效的关系中将发挥重要的媒介作用。因此，在动态能力理论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战略柔性作为能通过整合灵性领导这种人力资源，帮助企业在变换的环境中居于有利位置，即灵性领导这种人力资源通过战略柔性的整合最终促使创业绩效的提升。所以我们给出如下假设：
H4：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通过正向影响战略柔性间接正向影响创业绩效
1.4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组织必须依赖于外在环境才能得以生存下去[50]，所以管理者在进行战略规划和组织决策时都会考虑到外部环境因素。所以一个相似的延伸猜想便是，灵性领导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时，也会受到他们所处的市场经济环境的影响。目前，我国处于经济新常态的关键时期，市场极具动态性。因此，我们在研究灵性领导、战略柔性及创业绩效时候,应充分考虑环境动态性。目前学术界大都认可环境的不确定性分为复杂性和动态性的观点。其中复杂性包括外来环境下竞争者的数目和异质性[51]，动态性为周围环境变化的速率[9]。本研究主要考虑环境的动态性，而不过多探究竞争者等因素的影响。
(1)环境动态性在灵性领导与战略柔性两者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环境动态性和企业所处的环境快速变化的频率有关。面对持续变化的环境，创业者不得不调整战略决策以有效应对环境变化，这样反复的决策变更会降低创业者的组织能力，影响企业高效运营。就目前环境状况来说，中国除了面对自身经济变革的不稳定性，还要应对来自全球化的挑战。而对于新创企业来说，环境情况更为复杂多变，也更为不稳定性，一切变化都可能是全新的挑战。根据权变理论，管理者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对管理者的各项能力及其心态提出了较高的要求[52]。
而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是具有价值观、态度、行为的超然认知的管理者，这种灵性领导有利于从愿景和信仰方面，让创业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明确自身的职责，了解每一项决策背后的影响，面对变化的环境更冷静的做出明智决策，以降低潜在风险[53]，同时与环境进行协同改变，重新调整战略决策，并采取相应的柔性管理以适应新环境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假设：
H5：环境动态性调节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对战略柔性的作用在于：高水平的环境动态性会强化二者关系，而低水平的环境动态性会弱化二者关系。
(2)环境动态性在战略柔性与创业绩效两者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当环境发生急速变化，管理者应立即通过战略柔性决策，与变动的环境协调变化以取得竞争优势和企业绩效。在高水平的动态性环境中，管理者通过战略柔性及时对环境进行协同变化，采取相应战略对策，通过资源重组获得竞争优势和创业绩效。而当企业处于较低水平的环境动态性中，管理者可以不改变战略决策以保持创业绩效。Schreyögg和Kliesch、Wilden ,et al和杨智等国内外研究证实了环境动态性在战略柔性和创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 [54-56]。因此，我们能进行如下假设：
H6：环境动态性调节战略柔性对创业绩效的作用为：高水平的环境动态性会强化二者关系，而低水平的环境动态性会弱化二者关系。
于以上文献回顾和假设猜想，本文提出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战略柔性，环境动态性与创业绩效之间作用模型(详见图1)。
图 1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战略柔性，环境动态性与创业绩效之间作用模型
2研究方法
2.1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本次研究主要选取长江三角洲地区创立时间超过3年小于8年的民营高技术创新型企业，主要是考虑到该地区经济发达，市场成熟，创业优势明显，同时，相对于大型企业，拥有较多的管理及创新自由。创立时间设置在3年至8年期间的是因为Zahra等设定新创企业的标准是企业年龄小于或等于8年[12]，而本研究测量的是近三年相对的客观绩效指标。本研究以国家科技部在2014年公布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为重要参考标准，取自长江三角洲地区符合要求的科技工业园区包括：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上海张江科技园、苏州科技产业园、无锡生态型科技创新示范产业园、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扬州市邗江区科技创业园、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嘉兴光伏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根据被调查企业具体情况和地理因素，选取问卷调研、现场调研较为合适的发放方式。为保证可靠科学，每个企业只发放一份调查问卷并要求由主要创业者来进行答卷。
本次调查受到江苏省科技厅、浙江省科技厅、上海市科技局等相关科技主管部门，以及相关高新区区委会的大力支持。在正式调查之前，首先进行了预调查。预调查于2014年10月进行，共计发出40份，去除未回答完整的8份。根据预调查结果显示，调查问卷具备一定的可靠性与真确性，并且再次修缮问卷。正式调查由2014年12月6日开始，至2014年7月底截止，时间跨度为7个半月。首次发放问卷后，根据一个月回复状况向未回复者重新发放，如此循环，直至第4次为止。共计发出207份问卷，收回191份，去除未回答完整的9份，有效率为87.92%。
2.2变量测量
本次测量的量表均参考国内外成熟且被认可的量表。同时为保证科学，邀请2位外语院博士生进行双盲的“翻译—回译”工作，之后由2位管理学教授帮忙进行语义上的修改，最后听取3位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意见和建议，对所选取的要素进行进一步的筛选与合并使其更符合实际。本次调查问卷除控制变量外，其余均实行李克特五分法形式，让企业创业者根据自身以及企业具体情况进行评定。其中1表示“非常不赞同”，而5表示“非常赞同”。
（5）控制变量：本调查选取创业者的年龄及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对于创业者年龄、企业规模变量的度量，按照虚拟变量的设置准则进行设定。把创业者年龄设置成5个级别，30岁以下，31到40岁，41到50岁，51到60岁， 61岁以上，具体以数字1-5代表。按照员工人数把企业规模设置成4个级别，50人以下，51到100人，101到150人，151人以上，具体以数字1-4代表。
由于问卷是由企业创业者负责填写，为避免同源方差问题（Common Method Variance），故在问卷设计时就已经采用问卷信息不公开、告知无正确答案以及对测试项目采用反向提问等方法。对获取数据进行Harman单因素检验可知，首因子荷载量仅为27.83%，远未达到一半，故无同源方差问题。
2.3分析方法
本次分析以SPSS19.0工具为主。具体分析流程如下：首先，检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其次，对主要变量给予相关分析；再次，运用回归分析验证战略柔性在灵性领导对创业绩效的作用中所起到的中介效应；最后，采用阶层调节回归考察环境动态性在灵性领导和战略柔性以及战略柔性和创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从而验证本文假设。
3实证结果与分析
3.1信度与效度检验
由表2可得，三个变量的Cronbach＇s α的系数均超过0.7，只有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的系数为0.659，但也达到了中等信度水平。由此可见，各变量内部一致性良好，调查数据通过信度检验。在检验效度之前，先使用Bartlett和KMO分析。如表2所示，除了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为0.59，其余三个变量的KMO都超过0.7，并且与此相关的Bartlett的P值都为0.000，故各变量均适合做因子分子，并且各个因子荷载都大于0.6，所以此次研究具有较好的效度。
3.2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
由表1各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可得，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与战略柔性、环境动态性及创业绩效均有显著的正相关，战略柔性与环境动态性和创业绩效显示很强的正相关，同时环境动态性也与创业绩效相关，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初步证实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与战略柔性、环境动态性及创业绩效有关。因为以上结论没有对其余变量予以控制，所以需进一步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来获得更可靠的证实。在采用回归分析之前,未避免共线问题，均进行中心化。
2.1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本次研究主要选取长江三角洲地区创立时间超过3年小于8年的民营高技术创新型企业，主要是考虑到该地区经济发达，市场成熟，创业优势明显，同时，相对于大型企业，拥有较多的管理及创新自由。创立时间设置在3年至8年期间的是因为Zahra等设定新创企业的标准是企业年龄小于或等于8年[12]，而本研究测量的是近三年相对的客观绩效指标。本研究以国家科技部在2014年公布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为重要参考标准，取自长江三角洲地区符合要求的科技工业园区包括：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上海张江科技园、苏州科技产业园、无锡生态型科技创新示范产业园、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扬州市邗江区科技创业园、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嘉兴光伏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根据被调查企业具体情况和地理因素，选取问卷调研、现场调研较为合适的发放方式。为保证可靠科学，每个企业只发放一份调查问卷并要求由主要创业者来进行答卷。
本次调查受到江苏省科技厅、浙江省科技厅、上海市科技局等相关科技主管部门，以及相关高新区区委会的大力支持。在正式调查之前，首先进行了预调查。预调查于2014年10月进行，共计发出40份，去除未回答完整的8份。根据预调查结果显示，调查问卷具备一定的可靠性与真确性，并且再次修缮问卷。正式调查由2014年12月6日开始，至2014年7月底截止，时间跨度为7个半月。首次发放问卷后，根据一个月回复状况向未回复者重新发放，如此循环，直至第4次为止。共计发出207份问卷，收回191份，去除未回答完整的9份，有效率为87.92%。
2.2变量测量
本次测量的量表均参考国内外成熟且被认可的量表。同时为保证科学，邀请2位外语院博士生进行双盲的“翻译—回译”工作，之后由2位管理学教授帮忙进行语义上的修改，最后听取3位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意见和建议，对所选取的要素进行进一步的筛选与合并使其更符合实际。本次调查问卷除控制变量外，其余均实行李克特五分法形式，让企业创业者根据自身以及企业具体情况进行评定。其中1表示“非常不赞同”，而5表示“非常赞同”。
- 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灵性领导的量表参考学术界都普遍接受的Fry编制的量表，具体题项则借鉴其在调查美国空军所使用的问卷。最终确定了灵性领导包含行为愿景、利他、希望/信心3个方面6题项的初始量表。这些测量条目由企业中创业者根据自身情况如实回答。根据预调查收回的32份有效问卷的反馈意见，删除重复题项及更改措辞，最终裁定灵性领导量表的3个方面5题项。具体如：“在管理公司时，能做到对自己的话负责，言行一致”；“为人处世时，您基本能保持诚实和不妄自尊大”；“您设立的愿景是清楚且有说服力的”及“您对您的部属做任何事情时都有信心，并且我能帮助他们获得成功”等。
- 战略柔性：战略柔性量表的选取主要参考与Grewal和Tansuhaj的量表[56]，具体包括：“战略策略改变情况”、“资源运用范围”、“战略灵活程度”、“生产柔性情况”、“营销策略情况”、“竞争战略差异”和“财务灵活程度”等7个题项。
- 创业绩效：国内外对于创业绩效量表开发成熟，如：Lumpkin和易朝辉等的量表比较科学[57-58]。由于战略柔性是一种动态能力，对创业绩效的效果无法立刻显现出来，具有一定滞后性，并且在中国想准确获得新创企业的财务绩效是不可行的，所以本研究借鉴了Li和Atuahene-Gima的量表[59]，主要考察创业绩效相对客观指标，即将公司近三年“员工士气”、“销售利润水平”、“总收入情况”、“资产增长速度”、“行业地位情况”、“产品更新速度”、“市场占有情况”和同行相比。
（5）控制变量：本调查选取创业者的年龄及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对于创业者年龄、企业规模变量的度量，按照虚拟变量的设置准则进行设定。把创业者年龄设置成5个级别，30岁以下，31到40岁，41到50岁，51到60岁， 61岁以上，具体以数字1-5代表。按照员工人数把企业规模设置成4个级别，50人以下，51到100人，101到150人，151人以上，具体以数字1-4代表。
由于问卷是由企业创业者负责填写，为避免同源方差问题（Common Method Variance），故在问卷设计时就已经采用问卷信息不公开、告知无正确答案以及对测试项目采用反向提问等方法。对获取数据进行Harman单因素检验可知，首因子荷载量仅为27.83%，远未达到一半，故无同源方差问题。
2.3分析方法
本次分析以SPSS19.0工具为主。具体分析流程如下：首先，检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其次，对主要变量给予相关分析；再次，运用回归分析验证战略柔性在灵性领导对创业绩效的作用中所起到的中介效应；最后，采用阶层调节回归考察环境动态性在灵性领导和战略柔性以及战略柔性和创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从而验证本文假设。
3实证结果与分析
3.1信度与效度检验
由表2可得，三个变量的Cronbach＇s α的系数均超过0.7，只有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的系数为0.659，但也达到了中等信度水平。由此可见，各变量内部一致性良好，调查数据通过信度检验。在检验效度之前，先使用Bartlett和KMO分析。如表2所示，除了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为0.59，其余三个变量的KMO都超过0.7，并且与此相关的Bartlett的P值都为0.000，故各变量均适合做因子分子，并且各个因子荷载都大于0.6，所以此次研究具有较好的效度。
3.2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
由表1各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可得，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与战略柔性、环境动态性及创业绩效均有显著的正相关，战略柔性与环境动态性和创业绩效显示很强的正相关，同时环境动态性也与创业绩效相关，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初步证实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与战略柔性、环境动态性及创业绩效有关。因为以上结论没有对其余变量予以控制，所以需进一步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来获得更可靠的证实。在采用回归分析之前,未避免共线问题，均进行中心化。
表1变量的均值、标准值、Cronbach＇s α、KMO、Bartlett值与相关系数（n=182）
注 ：“SL”代表“灵性领导”；“SF”代表“战略柔性”，“ED”代表“环境动态性”，“EP”代表“创业绩
效”，** *代表 p<0.001，* *代表 p<0.01，* *代表 p<0.05
| 变量 | M | SD | Cronbach＇s α | KMO | Bartlett | SL | SF | EP |
| SL | 3.90 | 0.488 | 0.659 | 0.590 | 0.000 | |||
| SF | 3.92 | 0.397 | 0.773 | 0.786 | 0.000 | 0.637** | ||
| EP | 3.935 | 0.463 | 0.766 | 0.711 | 0.000 | 0.479** | 0.608** | |
| ED | 3.89 | 0.455 | 0.791 | 0.810 | 0.000 | 0.395** | 0.859** | 0.529** |
效”，** *代表 p<0.001，* *代表 p<0.01，* *代表 p<0.05
3.3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表2中M1可得，创业者年龄和企业规模也会影响战略柔性。M2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后，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与战略柔性正向关系显著（β=0.576，p<0.001），故H2得到验证。M3显示，回归方程中引入创业者年龄和企业规模后与创业绩效正向关系显著（β=0.220，p<0.005和β=0.327，p<0.001）。在此基础上加入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自变量如M4所示，此时的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与创业绩效正向关系显著（β=0.401，p<0.001）。同时战略柔性于创业绩效的正向关系显著（β=0.532，p<0.001），故H1、H3均得到证明。最后探讨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和战略柔性共同与创业绩效的关系，如模型M6所示，在引入中介变量战略柔性后，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对创业绩效的系数（β=0.148，p<0.05）较之模型M2有显著降低，但仍显著，同时战略柔性与创业绩效正向关系显著（β=0.438，p<0.001）。所以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通过正向影响战略柔性间接正向影响创业绩效。故H4得到验证。
表2各假设的多层回归分析（n=182）
注：***代表p＜0.001，**代表p＜0.01，*代表p＜0.05
根据表2中M1可得，创业者年龄和企业规模也会影响战略柔性。M2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后，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与战略柔性正向关系显著（β=0.576，p<0.001），故H2得到验证。M3显示，回归方程中引入创业者年龄和企业规模后与创业绩效正向关系显著（β=0.220，p<0.005和β=0.327，p<0.001）。在此基础上加入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自变量如M4所示，此时的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与创业绩效正向关系显著（β=0.401，p<0.001）。同时战略柔性于创业绩效的正向关系显著（β=0.532，p<0.001），故H1、H3均得到证明。最后探讨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和战略柔性共同与创业绩效的关系，如模型M6所示，在引入中介变量战略柔性后，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对创业绩效的系数（β=0.148，p<0.05）较之模型M2有显著降低，但仍显著，同时战略柔性与创业绩效正向关系显著（β=0.438，p<0.001）。所以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通过正向影响战略柔性间接正向影响创业绩效。故H4得到验证。
表2各假设的多层回归分析（n=182）
| 变量类型 | M1 | M2 | M3 | M4 | M5 | M6 |
| 战略柔性 | 战略柔性 | 创业绩效 | 创业绩效 | 创业绩效 | 创业绩效 | |
| 控制变量 | ||||||
| 年龄 | 0.241** | 0.140* | 0.220* | 0.150* | 0.092 | 0.088 |
| 规模 | 0.281*** | 0.175 | 0.327*** | 0.253*** | 0.178* | 0.177** |
| 自变量 | ||||||
| 灵性领导 | 0.576*** | 0.401*** | 0.148* | |||
| 中介变量 | ||||||
| 战略柔性 | 0.532*** | 0.438*** | ||||
| R2 | 0.146 | 0.456 | 0.165 | 0.315 | 0.407 | 0.420 |
| △R2 | 0.146*** | 0.309*** | 0.165*** | 0.150*** | 0.397*** | 0.105*** |
| △F | 15.351*** | 49.703*** | 17.7492*** | 27.317*** | 40.672*** | 30.013*** |
3.4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由表2的M2已知，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与战略柔性正向关系显著。而表3的M7显示，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和环境境动态性均与战略柔性呈显著正相关（β=0.351，p<0.001和β=0.710，p<0.001）。进一步，M8中加入交互项后，交互项系数仍显著(β= 0.097，p＜0.05)。因此，环境动态性强化了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与战略柔性的之间的关系。故H5得到验证。
H6提出，环境动态性会强化战略柔性和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故此时是对中介作用的调节。温忠麟等的《有中介的调节变量和有调节的中介变量》一文中指出，对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必须先验证中介效应，再验证调节效应[61]。首先由M9可得，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与创业绩效正向关系显著(β= 0.292，p＜0.001)。其次根据M7已知，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与战略柔性呈显著正相关。再者如M10，做创业绩效与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战略柔性和环境动态性的回归，结果显示战略柔性与创业绩效正向关系显著(β= 0.3292，p＜0.05)。所以战略柔性的中介作用得到验证。最后检验调节效应，加入交互项如M11，而此时战略柔性于环境动态性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β= -0.038)即环境动态性无法强化战略柔性和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故H6不成立。
表3各假设的多层回归分析（n=182）
注：***代表p＜0.001，**代表p＜0.01，*代表p＜0.05
由表2的M2已知，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与战略柔性正向关系显著。而表3的M7显示，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和环境境动态性均与战略柔性呈显著正相关（β=0.351，p<0.001和β=0.710，p<0.001）。进一步，M8中加入交互项后，交互项系数仍显著(β= 0.097，p＜0.05)。因此，环境动态性强化了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与战略柔性的之间的关系。故H5得到验证。
H6提出，环境动态性会强化战略柔性和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故此时是对中介作用的调节。温忠麟等的《有中介的调节变量和有调节的中介变量》一文中指出，对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必须先验证中介效应，再验证调节效应[61]。首先由M9可得，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与创业绩效正向关系显著(β= 0.292，p＜0.001)。其次根据M7已知，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与战略柔性呈显著正相关。再者如M10，做创业绩效与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战略柔性和环境动态性的回归，结果显示战略柔性与创业绩效正向关系显著(β= 0.3292，p＜0.05)。所以战略柔性的中介作用得到验证。最后检验调节效应，加入交互项如M11，而此时战略柔性于环境动态性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β= -0.038)即环境动态性无法强化战略柔性和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故H6不成立。
表3各假设的多层回归分析（n=182）
| 变量类型 | M7 | M8 | M9 | M10 | M11 |
| 战略柔性 | 战略柔性 | 创业绩效 | 创业绩效 | 创业绩效 | |
| 控制变量 | |||||
| 年龄 | -0.028 | -0.038 | 0.068 | 0.078 | 0.081 |
| 规模 | 0.550 | 0.670* | 0.195** | 0.177** | 0.175* |
| 自变量 | |||||
| 灵性领导 | 0.351*** | 0.357*** | 0.292*** | 0.176* | 0.169* |
| 调节变量 | |||||
| 环境动态性 | 0.710 | 0.722 | 0.344 | 0.111 | 0.101 |
| 交互项 | |||||
| 灵性领导×战略柔性 | 0.097* | ||||
| 中介变量 | |||||
| 战略柔性 | 0.329* | 0.343** | |||
| 交互项 | |||||
| 战略柔性×环境动态性 | -0.038 | ||||
| R2 | 0.839 | 0.848 | 0.405 | 0.423 | 0.424 |
| △R2 | 0.839*** | 0.093*** | 0.405*** | 0.017*** | 0.424 |
| △F | 98.026***5 | 85.897*** | 30.131*** | 25.755* | 21.461 |
综上可得，环境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只强化了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和战略柔性二者间的关系，具体情况如下图2所示：当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显示为低水平，环境动态性也表现为较低水平时，所对应的战略柔性表现出较低的水平；然而当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处于中等和更高水平时，和较低水平的环境动态性相比，高水平的环境动态性所对应的战略柔性水平会变得非常高。根据以上结果可知，环境动态性水平越高则会加强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对战略柔性的作用，在高水平的环境动态性下，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会使得企业表现出更明显的战略柔性。
高水平的环境动态性
低水平的环境动态性低 SL 高
图2环境动态性对灵性领导与战略柔性之间的调节作用图
注：“SL”代表灵性领导，“SF”代表战略柔性
4结论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4.1结论
针对目前对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的探讨远滞后于企业创业实践需要，本研究从作为企业发展原动力的灵性领导出发，分析了在环境动态性的条件下，灵性领导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并探究了引入中介变量战略柔性的内在机理，补充了企业持续成长的有效路径理论的探讨。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长三角洲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调查，验证创业型企业家灵性领导、战略柔性、环境动态性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综合上述分析，进一步得到如下结论：
（1）灵性领导有助于创业绩效的提高，其中战略柔性起到部分媒介作用。关于战略柔性发挥部分中介的原因可能是:①目前中国主流社会仍是以经济效益为主，对创业者本该履行对企业以及对社会的义务的观念较为淡薄，表现为中国企业家在社会公益方面投身的较少，不注重树立企业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所以对于灵性领导背后所带来更深远的社会意义考虑的较少，价值观层次也有望得到提高。②民营企业家整体文化水平层次偏低，未能树立长远愿景意识，考虑更多的仍是自身或是企业本身的发展问题，易于随环境变化而做出应急式调整，从而对于自身的使命感未能很好的把握，信念坚守方面也容易受到影响。
（2）战略柔性是灵性领导与创业绩效二者的中间变量。创业者通过运用战略柔性把灵性价值转化成竞争优势，进而进一步创造出更大的创业绩效。换言之，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特有的背景下，战略柔性作为一种有效战略导向可以成为高新技术企业为了长远发展所重视的一个抉择点。本研究通过理论与实证挖掘出了战略柔性策略是提升组织绩效的中间转换器，进一步拓宽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研究的视角，也整合了现有的相关文献，为此领域未来深入探讨提供了理论准备。
（3）环境动态性有效的调节作用。处于动态环境中的企业往往比在稳定环境下更可能发现创业机会，也更容易激发创业灵感，使得创业者采取超前行动，抢先获得高额利润，从而更容易取得成功。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此时房地产、股市、互联网等多个市场表现的不稳定，极具动荡性，众多商机随之产生。新创企业的创业者必须在充分利用灵性领导优势的同时，灵活发挥战略柔性的作用，在不稳定的环境中敏锐捕捉创业机会，尽早获得竞争优势。
4.2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本研究也存在众多的局限性，如下所示：
（1）目前对于灵性领导理论的研究尚处于概念化阶段，如何将意识形态的灵性领导运用在生产交换等领域，作为新型脱物质化的经济范式，即以灵性思想为主的经济增长新方式。在灵性领导来临的时代，各种以灵性为核心的培训内容的设定，企业文化的构建，教育方向的确定都可以将超物质存在的灵性思想物化，直接作为企业获得长久发展，社会持续进步的新范式。
（2）本研究仅探讨了环境这个调节变量，但灵性领导与创业绩效关系可能会受到其他某些潜在调节变量的影响。开发、探索可能影响灵性领导与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且还要考察这些因素对灵性领导与创业绩效产生作用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影响的程度与作用水平。如果能更为详细的研究，可以补充对灵性领导研究的理论视角，拓宽创业理论范围，进一步指导创业者的实践。
（3）分析灵性领导有助于加强战略柔性，进而对创业绩效产生积极效应，但未加以具体的实证分析，今后研究可加以细致分析；本研究新创企业为高新技术企业，该类型企业与其他类型新企业（服务、加工制造、金融等）在灵性领导上可能存在差异性，因此未来的相关研究要囊括更多的各类型新企业，对其灵性领导做进一步的对比化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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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entrepreneurial spirit leadership;strategic flexibility;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environmental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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