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心”——慕白诗歌话语论

内容提要：诗人慕白从凡俗、世情出发，逍遥自在，其诗写背后蕴藏着诗人独特的文人雅致、审美情趣，其诗表现日常、凡俗物象、世情的同时，也不无自觉的禅味、禅心的追求，以俗返雅，以诗写心，体现出不同于现代生活的古代文人式的慢与真，诞妄与机智，这种自由与风度无不与禅的境界圆通，慕白诗与禅合一的探索，为当代诗写提供了较好的典范。
关键词：凡俗；意境；审美；禅

慕白，1973年生于浙江文成，1990年开始在《诗刊》《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光明日报》《读者》《星星诗刊》《江南》《诗歌月刊》《四川文学》《绿风》《扬子江》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诗歌入选多种年选，有作品多次获奖。著有诗集《有谁是你》《在路上》，2014年选为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参加26届青春诗会；曾获《十月》诗歌奖、华文青年诗人奖、中国“红高粱”诗歌奖。
慕白在序里有不愿作“头陀和苦行僧”[慕白诗集《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序言第1页。]的提法，但他在与佛相关的理趣中琢磨与省视的正是他内心的禅趣、机心。慕白的诗有酒、色、物、事的鲜活、迷恋，也有阔远、自在的超远之境、超验之心的洒脱与自然。他以凡俗之心亲近自然，呵护内心。我们作为行者也跟随诗人“行者”在诗中随遇而安、寻找生命旨趣。诗人是一个行者，读者也是诗中的行者。他们共同完成了越过俗心向禅心的对话与交融。四月南方，已听得见蝉鸣，独坐大榕树下读慕白作品，满是聒噪的蝉声在耳际，我们惊异于内心却获得了最初的安宁，如熟睡的婴儿的呼吸，那是来自心底最虚空的一片，一切都在超妙的游刃中浮然跃起。万物虚弱的中间一点，你若能真正醒彻一番，像是平静的湖心乍出清净的笑莲一朵，多么意外的惊喜，期间的真与诚在无分别处缓缓注入心灵，平适恬淡，惟有此处宁静。慕白诗带给我们的正是这种游离于四周的质朴与宁静，任心自在，随意而安。一只意外的“蝉”落在半砖碎瓦里，它并未靠近湖面，也没有真正回到山水之间，真正学一回古人，而是恰巧落在一堆现代诸物充斥经验与习气的“凡俗”之上，它黑色的外壳足以洞见其击穿远古的硬度，那种明悟与透彻直指人心——一种越过日常、凡俗物象的精神智慧与心性欢喜。
一、禅本心境与禅本意境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马肇基：《国学智慧大典 禅宗智典》，2010年版，第417页。]，这是慕白的诗给我们的第一印象，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这样的佛偈，然而从后来的阅读体验中，尽管可以认为他并不是完全的出世之人，但这却至少让我们肯定了一个判断——慕白，一个懂得禅修的“俗人”。而我们也不难发现，慕白的诗中确有一种超然物外，神游脱俗的雅逸情怀，却又不乏人间生活的烟火与众生生命的温热。有不染世事的内心境地的空灵明净，又有不离世间觉悟，既出世，又入世的精神个性，这样就使其诗性生命在矛盾的平和对抗中达到了和谐统一，真正实现了心灵的超越和物我的融合贯通。可见，禅在慕白的诗中是可以感知的。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每个人在自己头上悬挂一把醍醐/存一点敬畏，洗心，洗肺，一日三省/那就是善莫大焉，上善若水”（《霞山喜雨》）。诗有着明显的禅修意味，在生命广阔的沃土，每个人都可以从心向善，净心如水，多一点敬畏，空陷思量，让万物元素在自然的流动中达到和谐统一，从而清洗心灵，让禅境滋润慧根。“生活不用隐喻，满怀幻想和天真/每天留出时间，从善如流/脚下保存一块很小的土地/宽容远方的小草回来疗伤”，荡漾诗中的大善，大美，禅的明心见性，满怀幻想和天真的直白袒露。无物我，无分别的超然出尘的人生态度在水的流动中得以体现，超脱释然。再如：“山水之间，我的脚步有如落花/总在随波逐流，多年以后偶遇自己/灵魂依然只有一米六六，不比肉体高/从一九七三年开始，一个人在山里走/我多次看见落日，但太阳，包括月亮/一次都没有从天上掉下来”（《登莲花尖》）“临渊羡鱼，这宁静这缓慢/和我有关吗，我站在风中/狂乱地四处张望，不知身在何处”(《姚家源独坐》）。不知身处何处，完全物我了，以至于产生了游思的假想，这与“我”有关吗？用外在的观望来表达内在一时的情绪，将人生体验又赋予在一时的感觉之中，达到了禅诗圆融通和、清空静美的境界。
“苍天在上/大地在下/我们都要敬重生命/山川河流，老虎蝼蚁/各有各的活法/饿了吃饭，困了睡觉/天凉了加衣/春暖了开花/这世界不是按照谁的欲望和目的设计的”（《与子书》），“在禅宗看来，无情有佛性，山水悉真知，自然界的一切莫不呈现出显著活泼的自性”[樵野：《不着禅语，尽得风流》，载《现代禅诗探索》创刊号。]，万物亦有灵，每一个事物个体都有其必要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在慕白眼里，世间的融泥草木、山川河流以及四时节气的变幻都值得人们敬畏和敬重。正是有了这样一种感应天地神启、敬重自然生命的行世态度，在现量境与无分别境的自足隐喻中，就自然而然获得了永恒即刹那，刹那即永恒的禅本心境，与虚空灵逸的丰富镜像。所以慕白在禅心的运化中抒写出了诗性流动的永恒美感，无论思量与否，这都将如汩汩清溪一般自然流淌，随山而性，顺水而思。“刘勰在《文心雕龙·深思》中认为：‘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虚境是审美关照和艺术创造自由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张节末：《禅宗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所以忘却物我的机心，禅与诗意境的完美相合，又使得慕白的诗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气韵和神韵，这些气息均来自生命的空观与虚弱，就使其诗具有了大众的智识性思考与审美意义。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写道：“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物交融互渗透，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幽然而生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载《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在慕白的诗中，他试图以语言的随性而为创造一个超妙通灵的诗性空间，在游弋过程中，通过对自我内心的审视，生发出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禅化感悟，加上对自然景物敏感的捕捉，就将生命的情趣通过禅机链接的方式笼罩在感通的艺术大境界之中。《华严经》中“一毛孔中，亿刹不思议。种种相庄严，未曾有迫隘。”[《大方广佛华严经》，上海市佛教协会，上海佛学书局2013年出版，第10卷。]刹土充满了每一个毛孔、细胞，甚至于更微小的事物，在这个广袤的大千世界，是不可思议的。然而种种相庄严，虽然都在一个毛孔之间，但却未曾有过迫隘，此种和谐、通融恐怕也只有在禅精神的关照之下，才表现出良好秩序。而山水亦有情知、灵性，“水做的家，铺一些水草/集三十六溪，七十二支流的唐诗宋词/在云门，自己动手，铸一柄爱的龙渊/挂在门口，挡开尘世（《青蛙布袜从此始》，慕白将他的诗性生命渗透在万物和谐的秩序当中，聆听自然意趣，感应生命超验之美。“脚踏红尘，心在界外/作为男人，在飞云江边/我用自己的双脚走路/择山而居，择水而处。”（《隐者》）“董其昌说得好：‘诗与山川为镜，山川亦以诗为镜。’艺术家禀赋的诗心，映射着天地的诗心。”[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载《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慕白有这样一颗禅化的诗心，并不是非得累日吃斋念佛，参悟多少本经书佛理，才具有了禅宗所谓的超凡智慧与顿悟，而慕白本人也更不会是什么世外高人，那只“喜好喝酒”的肚囊也不会藏有多少凌人的玄学秘密。且看“这些年，我四处奔走/路过天地之间，抬头看名山大川/低头过着卑微的日子，一直/无法捐弃生活的前嫌/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岳阳楼记》），所以诗人终究还是了有牵挂，并不能完全像高僧名士、隐逸雅者那样，从此了却俗尘，断绝红尘机缘，悦接心地所求的那一种不为物拘、恬淡洒脱的生活。然而这却始终只能是一种心灵追求和精神向往，诗人在现实的“凡俗”中无法“捐弃”蒙尘的羁绊，只是将这种诉求和期待通过诗性的手段表达出来，营造出一种广阔的心灵艺术空间，或是空寂的理趣和智慧。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提到：“凡诗之妙趣，全在于空。”[（清）袁枚：《随园诗话》，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而这些正是慕白诗歌中禅本心和禅本意的直接体现，也正是他的诗读来令人趣味无穷，细心品玩的根性原因之所在。
慕白在《老者在瞌睡》中写道：“河对岸有人在捕鱼/向着空气撒出一片丝状的渔网/收起时，几尾小鱼在网里活蹦乱跳”，通过观望睡意昏沉的老者对岸一个打渔人的形象，安稳沉寂、悠闲清明、安适及忘我陶醉的生活之景现于眼前，不是单纯的“即事而语”或“即事而悟”，而是在一种虚空、静定的时空范围内使禅的智慧缓缓渗透、满溢出来。自然而然的就将诗趣融合到人对自然美的感性形式中。这样的诗句数不胜数，以至于慕白的许多诗歌均有一种禅宗精神的关照，入禅于诗，禅现于诗，无禅语却处处见“禅”，犹如一汪清水，纯净自然，涓涓流淌。把身外的自然物都以直觉外显的方式发泄出来，山水亦有知音，在这样一种澄净交流中，跳跃着语言丰富的质的美感，玩游作趣，美之于甚。“澄观一心而腾踔万物，是意境创造的始基，鸟鸣珠箔，群花自落，是意境表现的圆成。”[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载《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而慕白诗给人的恰是这样一种巨大的空间，它超越了一般的现象与现象、个体与个体、小众与人文大众的范围，真正实现了物我圆融的禅境。
慕白好像是一个孤独跋涉的游僧，四处云游，作诗唱和，《客至台回山》、《慕白宿衢江上》、《杭州至淳安道上》、《白洋淀的月亮》、《鹳雀楼下》等到处都可以找到他游历身影。但诗人毕竟不是酒囊饭袋、酒肉之徒，酒与行走不远是诗中的一种装饰、佯狂，最终孤寂之心与知音相遇的喜悦与认同。他所到之处，每一股流涧，每一片飞云，一山一石，一花一木，变得灵动，飘逸自由。《行者》作为他的诗集书名，恰到好处，行者在人，亦在于行。而“艺术是艰难的，艺术家在这种艺术活动中经历着不确定……诗歌只是一种练习，但这练习是精神，是精神的纯洁性，是纯净之处——意识，这种可用以交换一切的空无的能力，在那里成了实际的能力，并在严格的范围内包藏着它的各种结合的无限性和它的动作的广阔性。”[（法）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3页]所以慕白跋涉山水的艰难“行走”也算是一种思想行为和艺术精神的双重练习，在这个过程中，他充分把握这个凡俗禅境的通灵空间给予他的无限表达的灵感源泉，使他自觉就形成了广阔的生命意识，以及超远游思的无限遐想，完成了从禅意到浅白现实的自然过渡，纵贯式地连接了他所掌控的从禅到现实的双向空间。所以慕白的“游僧’这一形象，也从某种程度上自然反衬出现代的快递、繁荣之后另一种生命的回归与道白。慕白俨然成了古代名士，真真假假、迷迷狂狂，在现代诗里捣腾着精神的自由与超然。且看《龙游吟》“从源头的一滴水，涓涓细流/三五成群，到这里汇聚了数十条支流/江面开阔，河床丰满，龙行天下/而这一切还要继续”。从凡俗的现世找回“江水”的源头，这就是为什么要做行者，为什么要回去的缘由了，为了寻找最初的那一份宁静和自足安然的喜悦。“静穆的观照和生命的飞跃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 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载《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而这种二元结构我们幸在慕白的诗中找到了，“身在他乡，何必再修炼千年/内心存一块小小的安宁/人生哪里不是纯净的世界”，足可见诗人期盼一份安宁，一份自在。“当禅宗渐趋文人化，禅的经验也被赋予了更多诗的性质。禅化与诗化成为一种双向的过程，互相渗透，互为因果，它的汇聚点是境，可以是禅境，也可以是诗境。”[ 张节末：《禅宗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所以慕白将禅宗精神渗透于甚至每首诗的诗意、诗境中，我们通观慕白的诗就会发现，他将诗作了一次自然而为的禅性转化，此种转化并不是完全通向了“禅“的路口，而是缓缓滴洒于诗的意境中，保留了诗所特有得审美意趣。而这也正是他作诗的高明之处，他将理想文本的表达紧扣于“行走”的现实过程当中，完成了诗歌结构和形式的超越，乃至于诗意境及诗性生命的超验。
二、入俗修禅与离俗返禅
张志军在《禅意》中提到：“禅的的智慧就是宇宙的真谛，就是自然规律，就是人的内在生命的本源，就是对社会事物本质的感悟与把握。禅，可以滋润我们的慧根，使我们的人生充满智慧与机趣。”[ 张志军：《禅意》，前言，现代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魏晋名士将生命寄托于风雅与竹林、王维、陶渊明、谢灵运们寄情于山水，自鸣得意，放达潇洒，这也成为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生现象，而与其说他们在与现世保持距离，不如说他们以高于凡俗的智慧禅心观照我们选择了但无法拒绝的尘世。这可以从慕白的《自画像》一诗中略知一二，诗中有对人生历程的回顾，有对当下生活状态的思考以及对志向情趣的赏玩，好酒、诞妄，胡言乱语，又不无自知。他写道：“你姓张，我姓王/不是酒后我喜欢说真话/无需翻族谱，问亲友/大槐树下我们本应就一家”。一群文人雅士，以诗会友，以道交心，知音相遇，好不快活。自然在世人看来的“痴人”、“狂人”、“僧袍一枚”、“道卦一件”，不得不穿上西装，套上牛仔裤，遭遇喧哗城市、繁忙街道的阻击。然而“禅的体验离不开日常生活，要在日常生活中如吃饭、洗钵中都感悟到真实才是修行。禅宗要求信仰与生活完全统一起来，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或具有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重要的不是‘从凡入圣’，而是‘从圣入凡’。”[ 樵野：《不着禅语，尽得风流》，载《现代禅诗探索》创刊号。]所以诗人并没有遗忘“禅心”，只是将这种禅修的意识集中返向自然，琢磨农事，以智慧、返真的意识重新审视现代文明、现代意识置构的生活世界。他写道：“炊烟的消失，多少有点忧郁/取代的是一年比一年长高的烟囱/这一粒乡愁，那血液中的火/骨头里结晶的痛苦，我的宿命如一江春水/守门人沉睡，没有人会为我鼓掌/回望落日，不要用四月的墨水来为明天哭泣/一支笔画不出一条纯粹的江，让江水流向大海/不要更改命运，合上晚霞和地平线/粘成一片的虫鸣，在向阳的河岸上”（《青春作伴乌溪江》）
慕白对农耕时代慢的农事生活的迷恋，也表明了他对现代文明的自觉疏离的生命意识，“我愿意新建一座桥，让八千年的历史/在一条江上跨过来，就像我们/在初夏的夜晚一见如故”（《湘湖图》）“由于年代久远，我无法复制或者据为己有/现代人的双脚无法在隔壁打听出大海的下落/那根虚无的长线，栖息着无数的星辰”（《富春山与柯平书》），诗人这种恋古意识，对悠然生活的痴迷，化作生命深处最应呵护的热爱风景。他构建着一个理想安逸的生活状态，此刻坐在一棵桑树下，饮酒泼茶，顽痴一枚在江溪边散步，作诗，赶鸭喂鸡，听溪水在耳际的流淌。柴扉虚掩，仿若与世隔绝，但是袅袅炊烟的消失，不免有些忧郁，又多了些失落和悲悯情绪。他始终以一个智识的身份去关注愈来被工业文明吞噬之后的农业文明的精神遗产，寄寓着他对传统文化的悲悯与深度审视，对生命状态和社会生活层面的深度思考。散文化、叙述化是慕白诗重要的笔法特点，在这些断断续续的诉说中显得平静自然，流畅自然。他似乎构建了一条漫长的现代工业文明通向远去的农业时代的桥梁，在桥上，他居于桥心。诗人迷恋古意，却不得不为脆弱的凡俗与经验困惑与担忧。只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久久观望，日日思索，诗人怀着虔诚和敬畏，内心的挣扎可谓漫长。如：“我不知道需要怎样的身份/等待自己去认同”看似真是很矛盾，但是惟有这种宁静才能让诗人获得真正的自足。
“在文化群体中，关于如何认识、估价词语和事物的一个未经系统阐述的印象是每一首诗的基础；可以说，每一首诗都是根据某种思想和文化的基调写出来的。”[（美）理查德·威尔伯：《围绕霍斯曼的一首诗》，《读诗的艺术》，哈罗德·布鲁姆等编，王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8页。]所以如果用理想主义来形容慕白本人，笔者认为并不合适，理想主义作为一个外来词，用西方诗学理论去读懂慕白，去认识这个一心想着中国农耕时代，对传统的雅士文化如此迷恋，有着深厚禅境修养的“游僧”来说，恐怕真是要费一番工夫。至少我们可以说，就在中国这样一种内敛收缩的诗的境地中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真正做到了物我的圆融，又超然物外，恬淡脱俗。在自己的内心净地永远有一处清静的山水净地，青苔，古佛，一痴人足矣。“人生行乐须及时/在镇雄，我远望乌蒙山/作古人壮，沉思，吐气/夕阳火红，俨然光焰四万八千丈/世间破事，去他个鸟”（《乌蒙山的夕阳》）。都表明他毅然决然地与世俗的尘烟瘴气保持断绝，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他的这种离俗返禅的文化记忆再一次被唤醒。
三、触目菩提与禅话情结
慕白还善于将眼下单调平凡的生活赋予无限的诗的意味，这也是诗人对待生活及生命的一种态度，而触目皆菩提更是体现了诗人自我禅修的大“妙觉”[李春华、杨林、林潇静：《现代禅诗特点解析》，《江夏文艺》，2011第5期。]、大智慧。董迎春在《现代禅诗》一文中认为：“禅诗的话语形式表现为对一种空灵、清寂的诗风的传承与实践，追求精神的意趣与风流，通过诗人自我与自然、社会、他者、世界的生命对话，从而以自我的退场来构建生命的在场。一种在孤寂与淡静的精神情怀的支配下，抒写生命个体的精神所悟与生命体验。”[董迎春：《现代禅诗》，载《反讽时代的孤寂诗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种超脱的心态，一颗平常心，才能洞明世事，惟有让内心通透，才能在这样冥隐的平淡中萌发无限禅意，汲取更多生活的大智慧。他写道：“首师大17号楼公寓的窗外，有两株树/一棵是白杨树，另一棵还是白杨树/枝叶繁茂，比房子还高/在我之前，有10位中国诗人和我一样/早上开窗第一眼就看到它们……岁月无情，秋风中，叶在枝头/落还是不落，跟人一样/要聚要散，往往都是身不由己/“花开有声，相信来年春天的重逢”/落叶纷飞，誓言是无声的。我看见/两棵树同时脱下盛装，爱的真心/从不轰轰烈烈，只求不离不弃”（《两棵杨树》）“艺术源于生活”，“美是到处存在的，关键是发现”。樵野在他的《不着禅语，尽得风流》一文提到：“诗的灵感即是禅的顿悟。纯粹的诗歌境界就是禅的真如境界。它给我们带来超升和恬静自足的感觉。禅与诗或艺术不是神秘的东西，一切都在普通与平常的事物中显现，只要用心去体察，就会发现日常中的奥秘。”[樵野：《不着禅语，尽得风流》，《现代禅诗探索》，2014年创刊号。]而诗人慕白对生活的体验，对俗世的深刻体察，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日常的平面生活，甚至深入了对世间万物的思索，两片叶子脱落了，却因为真心，不离不弃，充满了对人性真善美的呼唤，对生命大美大爱的吟咏。
诗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是超凡入境，将生活的一切都看作获取人生智慧的源发地，而诗人就是在这样一种自足中感受潜藏于内心无比寂静的灵与美，达到美学与生活的精神统一。“雨伞挂在储藏室/衣柜的门一半开着，一半掩着/玄关地上横着一只拖鞋，一只竖着/两只高脚杯默默地站在酒柜里/一根黑色的长发，床单刺眼地白”（《感谢生命中有你》）这些生活的普通事物都是诗人幸福的来源，值得致敬、敬畏，诗人以禅心与美相伴。“如今瞎子瞎了/看不见二胡的颜色了/那把二胡只有声音了/如泣如诉/那是从心里流出来的颜色/瞎子的声音”(《午夜听隔壁一个瞎子的二胡声》）以及《祭陈超》等诗，关注生命，重新审视了自我生存状态，敏锐的直觉力与洞悉观察将人世的悲喜与酸辛诉诸笔下。慧一物而直指心性，将心灵游弋与神思顿悟统一于超凡的现实经验当中，在悟性与心绪流变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又使得心灵超越了一般的自然之爱，人情之爱，从而获得了形而上的无限意味，真正实现了情理与物理的交汇融合。而“沉默是艺术家超脱尘俗的最后姿态：凭借沉默，他解除了自己与世界的奴役关系。”[（美）苏珊·桑塔格：《沉默的美学》，《沉默的美学》，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P52-53）]慕白以行者特有的缄默“修行”的超脱姿态，与一般俗世划开了明显的界限，进而转向此种静穆的禅修体验，虽不闻不问、不言不语，却在言意之外，给人以无尽的时空想象，促人兴会，启人感应。
慕白在给儿子及亲人的一些诗让人读来很是感动、倍感亲切。《一封家书》、《父亲的墓志铭》、《外祖父》、《我的母亲》等表达了对亲人无限的爱和怀念，总能唤醒人内心最柔软的部位，带给读者感动、认同。他写道：“你的生命来自偶然/命运让我们在这一世相遇/你是我的孩子，你就是我今生的天使/是我在人间的珍宝/我会珍惜这种缘分，一直陪你走”（《与子书》）。很珍惜与孩子的缘份，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最深切的爱护与陪伴。“孩子，你还要把你知道的/都告诉身边的人/哪怕你自己也一知半解，甚至是错误的/都毫无保留地告诉身边的人，让大家一起/学习长大”（《与儿子的一次谈话》）用最平常不过的话语，向儿子分享处世的人生智慧，诗人对自然山水的歌咏也不失人之常情的关注，伦理之善、爱也完成诗人自我的内心清洗。禅的内在心性的修养，也使诗人在这样一种对生命几十年的体验中倍感深刻，这种世事的情怀，在生活与生命的接点上，更是达到更高禅宗的境界。不仅是自己的孩子，而更是一种泛爱，让更多的孩子内心向善，纯净明澈，植满绿色。“如果让我说出对包山底  更深的爱/我会好好伺候她，像一个苍老的儿子/为更苍老的娘亲养老送终/我搀着她，做她手中的拐杖/成为她凋谢的身体里，那发芽的骨头”（《我出生在一个叫“包山底”的地方》）。
《包山底志》等诗篇可以说慕白用灵魂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发出的诗意召唤，每一个人遇到故乡的深情都会放声哭泣，更何况又是像慕白这样，有着自然的热恋、强烈的返乡意识，对故乡如此情深和关切的诗人呢？后来知道，慕白是一位来自江南的诗人，那么他笔下那些山山水水也成了文人自然联想的“必然”。故乡的水赋予了他无限的才气与灵气，使他可以将这种朴素的情怀游刃地应用于诗章，乃至他整个生活的格局与旨趣当中。读慕白的家乡包底山却倍感亲切，莫名有一种温暖的感动涌上心头。他写道：“乡村日渐消瘦，夜色深邃，高楼林立，我居住的地方/被城市包围的城中村，天空已经让人分不清南北西东/蚊子在夜幕下早已飞得无影无踪，我举起杯/遥祝这只小小的虫子，身体里流着我的血液的蚊子/千万别忘记来时的方向和返乡的道路”（《城中村纪事：告别春天》）。诗人是善良的，对养育他的故土注满深情，他曾一度匍匐在这一片土地上，学会最原始的呼吸。但正如前面所说，诗人骨子里的“禅心”又需要让他寻求一份宁静与安乐，使他又与现代工业和城市化背景自觉保持着某种距离。所以他的表达就不自觉带有了一种流亡的意识，使他脱离了自身预设的理想状态和平静心态，从而转向了一种对现实文明的压力和惶恐，并逐渐走向异化的分离之路。“诗歌在流亡中，诗人属于诗歌，属于对流亡的不满足，诗人总是脱离他自身，脱离他的故土，他属于异域，属于无内在深处，无限制的外部那种东西。”[（法）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44页]可以说正是这些不自觉的流亡因素，使得诗人内心充满了无限的纠结和无奈，故乡在城乡结合地带，渐渐消瘦，慢慢交融于深邃夜色与宁静河流，交融于天地神启、初具混沌的自然之心与纯真视野。“诗歌这种流亡使诗人变成周游的人，成为永远迷途者，即推动了坚定的在场和真正逗留地的人。”[（法）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44页]慕白在尘俗中修禅的超然洒脱、恬淡自足，但这种理想状态在与现实产生激烈的冲突之时，便会走向巨大的分裂地带，绝然放弃这种心灵的煎熬，重新凝视起禅的精神意义。
尽管诗人追求一种禅意旨趣的生活诗写，寻找宁静幽远的隐逸生活方式，但又积极入世，非逃避地直面生活，将禅宗的大智慧普向现实生活，在一种自足的静谧中享受生命的率性、本真。尽管有想要与凡俗、忙碌的现实保持距离，充满了纠结，但这些经验、诸物影响与支配的世界也成为诗人内心的一种自觉修行、修炼，最终他要捕捉的仍旧是怀揣天真、自然之心。可以这么说，慕白的智慧之处，正是他不拒绝酒肉，不拒绝俗物，他在俗物与酒肉上唱歌、跳舞，要演练的正是他在《行者》组建的精神乐趣与超逸情怀。而如此诞生凡俗、世情上的禅心，自然也让诗歌成为一剂良药，我们从现世的焦虑与困倦中，暂时获得心灵的自由、逸远。